“你就听我唱一首吧，就当我是卖唱。” 王彩玲的脚下像长了根一样，撵也撵不走。 做一名中央歌剧院的歌唱演员，是王彩玲这辈子的梦想。 她逢人就说：“过不了多久，我就要去北京了，中央歌剧院正在调我”。 她攒钱，托人办户口，钱花了不少，最终也没办下来。 没关系、没门路，她就坐一黑夜的火车去北京，闯到院长办公室，厚着脸皮求一个试唱机会。 只要坐在了哐当哐当的火车上，王彩玲就觉得离梦想更近了一步，她哼唱着歌剧，一路站到北京。 1 这是由顾长卫执导的电影《立春》，电影讲述了90年代左右的中国社会转型期，在一个叫鹤阳的县城，师范学院音乐教师王彩玲、群众艺术馆芭蕾舞演员胡金泉、油画协会会员黄四宝等小城艺术青年，为了梦想，他们经历了的人生创痛、心理的成长，以自己的方式，跟现实和解的故事。 王彩玲是这个县城里的少数群体，大龄未婚。 作为女人的王彩玲，一脸疙瘩和色斑，跟美丽不沾边。长相造成的自卑，反而让她更坚定了，要靠才华来改变命运的信念。梦想，成了她自尊的最后一道防线。 她，是对自我有着极高认同感的女性。 自我认同，主要指随着自我意识的成熟，形成稳定的身份感，这种身份感王彩玲并不缺。 在演唱上，她有着极高的天赋，她也自认为演唱水平可以登上中央歌剧院的舞台。为此，她做出各种努力，苦学意大利语，自己能做华丽的歌剧演出服。 她说自己迟早要离开这里，走起路来，头抬得高高的不看人。立春后的北风，吹着她的头发和衣襟，她像极了一杆高傲飘飞的旗子。 王彩玲，却始终不符合，这个小城大环境对她社会期待。 “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。” 在90年代的西北县城，人到中年的她，没有遇到喜欢的人，可以多年不婚，一个人住在单身宿舍。 面对钢铁厂工人周瑜，要跟她搭伴过日子，她回答：“宁吃鲜桃一口，不要烂杏一筐。”，她可以忍受这个社会对她的流言蜚语，却不容许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来度过余生。 而她所执着，并为之痴狂的歌剧艺术，在这个小县城里，却是一个过于小众的文化，太过阳春白雪，太不接地气。 在文艺汇演中，原本热热闹闹的观众席，等她登台唱了几句美声之后，就只剩下稀稀落落几个人。 在飘雪的广场上，那种不被认可的冷落，就像冬春相交的季节的寒冷一样，在她心里早已结成了冰。 在心理学中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，比如先天因素给予的角色是女人，靠后天努力得到的角色是教师。 而个体一旦承担了某一个角色，社会公众都会对这个角色有期待，如果个体偏离了角色期待是，就可能招致异议。 在那个集体主义大于个性展现的年代，不论是作为适龄女性，还是文艺宣传工作者的王彩玲，都与社会公众对她的角色期待完美错位。 她作为一个少数群体，也成了别人眼中的怪胎，而她自己也感觉到，与这个生养她的家乡小城，水火不容。 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社会角色发展的环境，就成了她的下一个目标。 调到北京，离开小县城，就成了她内心最大的期待，为此她用尽了所有力气。 2 “我一直像跟鱼刺一样，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” 胡金泉，跟王彩玲一样，也是这个县城里的少数群体，他这样形容自己：“我是很多人心坎里一桩悬案。” 把一腔热情，都用在了自己热爱的舞蹈上胡金泉，拥有一颗赤子之心，却因为行为举止有点女性化，就被冷嘲热讽，还被贴上了不男不女标签。 身边的同事说他，比泰国的人妖跳得还好。 他骑车带母亲去公园，跟女性学员说几句话，也被人当面羞辱，叫他“二胰子”。 跟王彩玲在文艺汇演上认识的胡金泉，他只是想着做一个，不再被大众区别对待的正常男人，他能想到的所有办法，只有一个关键词，跟群体妥协。 他找到王彩玲，恳求王彩玲跟她假结婚，证明他跟其他男人一样正常，被拒绝。 心灰意冷的胡金泉，策划了一场在男厕所“假强奸”女学员的闹剧，用毁灭自己的极端行为，向所有人证明，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。 胡金泉以“自杀式”的极端行为，向群体妥协。 他的代价，就是被送进监狱。 他被群体意志所淹没，最后被逼选择了一种残忍的方式，去顺从群体的意志，获得内心的安全感。 “群体中的个体，就像沙堆中的一粒沙，在风的摆布下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” 3 在电影中，王彩玲的梦想和爱情，都没能实现。 已经28岁，考了5次美院都落榜的黄四宝，遇到了王彩玲奋不顾身的爱情。 拒绝了王彩玲表白的黄四宝，却在得知自己第六次落榜之后，在一个黑夜里，一身酒气地敲开她的房门。 她对黄四宝一厢情愿的奉献，换来对方对她的当众羞辱，对方叫喊着“被她强奸了”。 穿着华丽演出服的王彩玲，学着歌剧《托斯卡》里为爱殉情的贞烈女主，从县城的古塔，一跃而下。 黄四宝后来远走深圳，回到县城后开了一个黑心婚介所。 大难不死的王彩玲，不再唱歌剧，却重新活了过来。她辛苦摆摊卖羊肉，过上了赚钱养家的生活。并领养了一个先天兔唇的孤儿，叫“凡凡”，是平凡的凡。 忘记梦想，回归平凡，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，却是那个年代普通人，最真实的人生和命运。 4 “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，我也做不到你来顺受，但是我所有的抗争都落空。” 在脑瘫诗人余秀华，在她的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一书的自序中，写出了这样的句子。 同样是被当做少数群体的农妇余秀华，因为身体的残疾，在被歧视的大环境下生活了很多年。 她苦难中，却从未放弃自己写诗的爱好，也从未放弃与命运的抗争，即便在不幸的婚姻里，也坚持文字创作，为自己找到了一篇自由的天空。 在距离90年代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在一个崇尚个性和自由的时代，余秀华的倔强和坚持，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，成为了火遍全中国的知名诗人。 作为社会性的个体，人们都在寻找同类，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同，少数群体的人，饱受煎熬，更是有着深刻的体会。 黄四宝对王彩玲说：“你去北京了，我会失落的。” 王彩玲对胡金泉说：“能认识你，我都勇气在这个城市呆下去了。” 余秀华说：“作为我，一个残疾的很明显的人，社会对我的宽容度，就反映了社会的及健全度。” 很庆幸，这个时代有了更多的独立思考，也给了每个个体施展才华空间。 让少数群体，有机会做真实的自己，是这个社会释放的最大善意。 参考文献：《烈女追日还是飞蛾扑火——也谈电影“立春”中的人物形象王彩玲》作者：康尔 《乌合之众》作者：古斯塔夫.庞勒 《徘徊在城市边缘——论电影“立春”中的认同理论》作者：杨旻悦 （文内图片来自网络，侵删。本文原创，转载请联系“一只慢流”）
